此节目后不久，陪同中国来的亲朋好友从新桥出发，游览东京湾。新桥是日本第一条铁路诞生地，有个不起眼的铁道唱歌纪念碑。一行人对东京湾的景色所折服，这才是现代化的国家。友人说日本还是有钱，还是制度好，中国需要改变制度。看起来，中国从CCTV到普通百姓都是一样的认识，这是“制度”问题。
我说，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无论怎么改变制度都解决不了。同样的景色，日本人看到的是“铁”，确实能直接看到大量的铁，正在施工的高楼大厦是钢结构，正在填海造地的是钢铁机器，已经建成的肯定也是铁。中国人看到的却是“钱”，如何改变体制挣钱，然后买这些铁。钱不过是纸，挣钱不过是从这口袋转移到那口袋，并没有创造什么财富。挣钱的结果，是中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买日本的那些铁，新近购买的高速列车CRH其实就是一堆铁，对会造的日本人来说。不会造铁，中国永远不会现代化。没有造铁的文化意识，无论怎么改变体制都是不行的。
与日本官营八幡制鉄所近似的是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比八幡制鉄还早7年，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看样子大清确实很有钱，八幡制鉄实际也是大清“援助”的。它也是遇到与八幡制鉄一样的问题，洋设备与中国的矿石煤炭不合，生产出的铁轨不满足要求，没有买主亏损严重，最后倒闭。中国也想到过制铁，但却中途放弃了，这是为什么？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这里附录一篇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梁小民对汉阳铁厂的认识，读者大概可以想象，当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肯定也是类似的认识。于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被中断了。现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被中断了，因为那是主流观点。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和日本会有这么巨大的认识差距，它的历史演变是如何的？知道历史就可以知道现在，知道现在就可以知道未来。下面的章节，主要以日本的近代历史为线索，探讨“铁·制度·文化”是如何相互影响演进的。铁·制度·文化的变迁，推动中国日本在不同轨道上发展。这系列文章会很长，资料数据会很详实。当然，可能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工学知识，我会力求通俗易懂。
附录：
财经频道左右间财经评论经济茶座梁小民：张之洞与汉阳铁厂2007年02月05日16:23[我来说两句][字号：大中小]来源：商界－中国商业评论梁小民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
作者简介：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是由资本家启动并推进的，走了市场经济之路，最初的投资主要来自原始资本积累。
尽管原始资本积累是“火与血”的过程，充满了罪恶，但历史证明，由私人推动工业化是正确的。中国的工业化是由官员启动并推进的，走的是政府亲历亲为的计划经济之路。
私人与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私人投资于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精于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换言之，私人资本家用自己的钱投资，成功了可以大富大贵，失败了身败名裂，非跳楼不可。有这种动力与压力，做起事来不能不认真。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强国，只要能办成，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况且，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成功了可以在现时升官，未来名垂青史，赔了也不伤及身家性命，官照当，福照享。这不同的路径就决定了工业化的不同命运。
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正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其结果如何呢？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指导思想错误在晚清官员中，张之洞是开放的，他想通过办工业来拯救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他担任湖广总督时筹办了炼铁、炼钢、纺纱、缫丝、铸造银元等厂。《清史稿·张之洞传》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一位饱读四书五经，对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经济知之甚少的人，用政府的钱去办工业，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张之洞想办钢铁业，始于他担任两广总督时。他看到洋铁之入超，一年达230万两白银，遂写出《筹设炼铁厂折》。他委托清政府驻英大臣刘瑞芬与英国谐赛德公司签订合约，制造炼铁大炉两座，日产生铁100吨，并随附炼铁、炼钢、压板、抽条，及制作钢轨的机器，共83500英镑。这一计划中的炼铁厂原定设在广州城外的凤凰岗，而两广地区缺乏铁矿和煤矿，多亏机器运回之前，张之洞调为湖广总督，继任的李鸿章以广东产铁不多为由不办，否则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的。这种偶然并没有改变张之洞办铁厂失败的结局，不过失败的代价不由两广人民承担，而由湖广人民承担。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炼铁厂计划移至湖北，这就有了以后的汉阳铁厂。张之洞以“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的思想来办汉阳铁厂，又对钢铁业一无所知而自以为是，一切由他决断，这就使办汉阳铁厂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耗费巨大的闹剧。钱花得很潇洒，但结果并不妙。这似乎成了以后一切官办企业共同的特点。
技术失误先来看选址。湖北的铁矿在大冶，这是光绪元年就由盛宣怀雇的英国工程师勘探出来的，并由盛宣怀卖给了张之洞。张之洞把铁厂办在了汉阳，与大冶的运输距离为120公里，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的运费就达60多元。而且，汉阳附近无炼铁所用的焦煤。马鞍山的煤虽产量大，但所含灰份与磺质太多，无法使用。江西萍乡的煤是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才发现的。这就只能用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的焦煤。加上运输费用，每吨焦煤要白银16～17两，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白银30余两。
把炼铁厂选在汉阳已经错了，张之洞又坚持将厂建在大别山麓。这里地势低洼而潮湿，必须先垫高地基才能建厂。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30余万两白银，相当于包括购买机器及运费在内的建厂经费300万两白银的1/10。手笔是够大的，用钱也相当可观，哪一个私人资本家会做这等蠢事？
建好了厂要买机器。炼铁炼钢用什么设备是有技术要求的。钢的含磷量超过0.2质量就不高，容易断，因此，要根据所用的铁矿含磷量来决定采用哪种设备。当张之洞订设备时，刘瑞芬公使就打来电报，要求把铁矿的样本送至英国检验，以便确定制造哪种设备。但这时大冶铁厂尚未开工，张之洞又担心运去矿石耗费时间，只想早日开工，竟告诉对方，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英国运来的炉子不适用，汉阳铁厂产的钢铁易脆裂折断，不能用于锻制或铸造，制造的钢轨也无法使用。钢铁质量差，价格当然就上不去。光绪二十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上市。当时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汉阳厂的产品每吨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
制度之殇官办的企业就是官场衙门的翻版。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清是官场最腐败的时候。由张之洞办汉阳铁厂，自然又是一个衙门。不懂企业的官员当政，专家就没有发言权。官员任用私人，公款消费，贪污肥己。一位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洋务是绝对办不成的，因为“中国的官员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无论张之洞个人的品质操守如何，他办的企业是无法避免低效率和贪污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张之洞》。《张之洞》虽然是小说，还是反映出汉阳铁厂之混乱和贪污成风的状况。这样的企业即使没有选址、选设备这些技术上的失误，也注定是要失败的。汉阳铁厂开炉生产仅仅4年，累计的亏损已经达到100多万两白银。无论强国的动机多么高尚，赔钱的企业只能误国。这才有以后将汉阳铁厂转给盛宣怀官督商办。
官员办企业赔了钱自然要政府和纳税人“埋单”。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二省，财政收入有限，清政府财政又困难，张之洞就用币制改革来为自己的错误“埋单”。当时流通的制钱重一钱，铜元重二钱七，张之洞接受陈衍的建议改制钱为当十铜元（即1枚铜元等于10枚制钱）。仅此一项就获利1400万银元。这种币制改革大大增加了货币量，致使物价上涨了10余倍。
张之洞是以“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来从事洋务运动的。这就是要在维护封建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这就是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失败的根本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