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和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6年10月，日本寺内正毅上台组织内阁。阿甘鉴于前任大隈重信以武力侵华，引起国内外指责，“使日本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寺内改变策略，标榜“尊重并拥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一切内政纠纷”，“与列强保持协商”等原则，摆出一副对华新姿态，用以改变人们心目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形象。其实，寺内改变的只是侵略的形式，从军事恫吓为主变到经济扩张为主，以贷款为手段达到对中国多方面的控制。西原借款是寺内内阁对华贷款中数目最大、最突出的项目，体现了这个内阁侵略中国的真实意图。
日本对华策略的变化是它财政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的直接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空前的经济繁荣。它扩大和占领了亚洲市场，加上跟协约国（主要是沙俄）大做军火生意，日本对外贸易从连年入超一变而为持续出超，1915年到1918年，出超共达六亿九千八百万美元。出口的繁荣带动了工业生产的全面跃进：1914年到1919年，工矿业总产值从二十二亿八千七百万日元增加到九十二亿一千五百万日元，增长了三倍多。现金保有数量从1914年末的三亿四千一百万日元增加到1919年末的二十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激增了六倍。日本大量购进了英、俄、法等国的公债，从资本输入国一变而为资本输出国。所以，寺内上台以后，日本对华投资用自己的剩余资金就绰绰有余，可以仿效美国的“金元外交”，也来搞一下“日元外交”了。
寺内为对华借款确定了下述方针：“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权利为主，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态度”，“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亲善的同时，采取能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利权益的手段”，即引诱中国自己上钩。所以，寺内在贷款中总是不顾资本主义经营原则，破格采取不收手续费、不打折扣、十足交款的优惠条件。为了逃避四国（英、法、俄、日）银行团规定的约束，决定以“经济借款”的面貌出现，让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另组特殊借款团作为投资团体，由大藏省拨出一亿日元发行兴业银行债券作为周转金。内相后藤新平赞叹：今天一亿元对华投资，其效果与他国投入的五亿元乃至十亿元相匹敌。外相本野一郎认为：对华政策应当是“菩萨面孔，夜叉心肠”。寺内首相主张“不可无取中国之心”。这些话最坦白地道出了寺内贷款政策的本质。
寺内内阁在大约两年的任期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贷款，总数达三亿八千六百四十五万日元，等于他上台前对华贷款总数一亿二千万日元的三倍。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寺内派出亲信西原龟三到中国搞的秘密借款。西原经手的借款，成立的共八笔：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1917.1.20）500（万日元）；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9.28）2000（万日元）；；有线电信借款（1918.4.30）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垫款（6.18）1000（万日元）；吉黑林矿借款（8.2）3000（万日元）；满蒙四铁道借款垫款（9.28）2000（万日元）；山东二铁道借款垫款（9.28）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9.28）2000（万日元）.以上共计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
西原龟三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殖民扩张主义者，日俄战争前夕，他追随神鞭知常，在朝鲜搞“对俄同志会”活动；神鞭死后，西原在汉城经商。1911年，朝鲜总督府总务长官、他的同乡有吉忠一把他介绍给寺内正毅总督。西原献计献策，上了许多统治朝鲜的条陈，很得寺内的赏识。1915年，西原推荐前大藏次官胜田主计任朝鲜银行总裁，强调说朝鲜银行将来是从经济上渗入满洲和关内的中枢机关，胜田对中国问题很有研究，是最适当人选等等，为寺内所接受。寺内组阁时，先由自己兼藏相，胜田作次官，不久提升为藏相，也出自西原的主意。人们把在朝鲜就开始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三个人称为“朝鲜三人帮”。
西原有一套殖民地统治术，主张以“王道”实现帝国主义目的，曾经写过不少的意见书、小册子宣传其侵华方案。他说：对华政策，或者彻底侵略压迫，或者王道亲善，二者必居其一，而日本正徬徨于二者之间。他估计，如果侵占全中国，每年至少要付出二十亿日元的占领费用，还要冒以国家命运作赌注的最大风险。他问道：既然目的都是一样，何苦激起四亿民众的反感，而不采取与我和睦同化的彻底亲善政策呢？
西原所谓的“彻底亲善政策”，其中心思想是用怀柔手段从经济上（结果也必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变中国为日本的附庸。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尚未开发，“若能提供我国有余的资本和智能，使中国勤勉的劳力和无尽的富源相结合，进行开发，促使中国实现可凌驾于美国之上的大幅度经济发展…则帝国各种工业所需原料均可仰给于中国，其制成品亦可以中国为市场。融合日华经济为一体，明显为我帝国确立自给自足之策。”具体的办法是：一、振兴中国实业，以便更多地为日本提供原料，仿效美国先例退还庚款，作为发展棉花、绵羊生产和进行地质调查（主要是找石油）的经费。贷款一亿元给中国办国营铁厂，向日本供应生铁和矿砂。整顿关税和内地税制，免除棉花、羊毛、生铁、铁矿石的出口税，以排除开发内地的障碍，鼓励出口。二、发展中国交通，以控制其经济命脉：由日中银行家成立“中国铁路公债资本团”，凡新修铁路和现有铁路借款到期所需的资金，一律由中国政府发行铁路公债偿付，资本团负责承兑和募集；资本团在铁路事业的发展和经营管理中享有推荐顾问的权力。三、改革中国币制，使其货币金融附属于日本：从东三省、直隶省和山东省开始，各省银行在日本资金支持下和日本顾问领导下发行金本位纸币，逐步向全国。中国政府将来在全国发行与日本货币形状、分量、名称相一致的金本位货币，与现行货币同时流通使用。通过以上措施，达到“如同德、奥两国一样，以经济同盟最终消除经济国界的目的”，即从经济上变中国为日本的附庸。
这一套经济侵略方案深得寺内和胜田的赞许，西原龟三也就充当了这个方案的具体执行人。
西原龟三为实现其侵华主张，曾先后六次来中国为寺内正毅奔走。西原第一次来华在1916年6月底，目的是为推翻大隈内阁和寺内上台组阁作准备。他在中国二十多天，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很多人，起草了《关于适应时局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意见书，得到寺内和日本银行家的赞赏。西原还搜集了大隈对华政策的许多劣迹，回国后编印成册，广为散发，并且在贵族院作过一次演讲，促成大隈内阁的倒台和寺内内阁的成立。
寺内上台后，“朝鲜三人帮”立即按既定方针成立了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借款团。四天后，12月22日，西原就奉命第二次到北京，以三行代表的身份，秘密进行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的谈判。交通银行是当时中国的最大银行之一，有货币发行权，和国库关系密切，从当年6月份起就陷于停兑困境，中日双方曾商谈过把它改为中日合办银行，所以寺内把它作为经济渗透的第一个突破口。西原经驻日公使章宗祥介绍找到曹汝霖（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长，后任总裁），用特殊优厚的贷款条件为诱饵进行游说。北京的亲日派当时还不知道西原的来历，日本政府就故意让他显点神通。一件事是章宗祥托他向寺内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取缔在华日本浪人的愿望，不久之后，东京果然下令各地浪人限期回国。再就是交通银行借款问题，本来大仓财阀正在同该行进行谈判，忽然奉政府命令停止交涉，而由西原接谈。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五百万日元，很快就谈成了，1917年1月8日草签合同，20日签定了正式合同。西原还与段祺瑞内阁交换了关于筹设日中合办银行的备忘录。北京政府又看见西原可以在大藏省随便指挥胜田的幕僚和兴业等三行的人员，才知道的确来历不凡。正在梦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段祺瑞，便通过西原的牵线，一头栽进日本怀抱，开始了日、段勾结。
西原回国不久，2月间就发生了美国对德绝交、中国在芮恩施影响下的对德抗议事件，中国可能从此倒向美国。同时德国仍在积极拉拢中国，中国也有被德国拉过去的可能。西原从章宗祥处听到消息，马上向内阁建议：一定要把中国夺过来，让它在日本领导下对德参战。这时，也正是英、法以战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促使中国参战的时候，所以日本政府格外积极。为此目的，西原受本野外相委托，2月16日第三次来到北京。为了便利西原的活动，本野甚至把林权助公使紧急召回东京。西原传达日本政府意见：中国如果对德宣战，日本答应归还庚子赔款，赞助提高关税、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租借地，并提供二千万日元作参战建军费用（即暗示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当时由于“府院之争”正在激烈进行，段祺瑞提出的参战条件比较高，一时难以成交，西原只好先促成中国在3月14日对德断交，回国去继续同章宗祥接触，用较高的条件诱使中国参战。
5月间，北京的“府院之争”达到，黎、段破裂，段被免除总理职务后退居天津，策动各省督军反黎。日本看准了段祺瑞的亲日倾向，坚决给予支持，派西原（化名山田宪川）第四次到中国。西原于6月8日秘密抵达天津，住在曹汝霖家，同段祺瑞一起策划恢复政权，胜田主计在东京用电报指挥。寺内甚至亲自出马，6月11日通过章宗祥打电报给天津的陆宗舆（时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转告段祺瑞，要他坚决以武力夺回政权，并密令北京正金银行和天津三菱洋行借给段大量军费。
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活动后，黎元洪引咎辞职，段祺瑞又重新上台。国民党议员逃往南方，北京已无政敌。日本人以为段政权从此巩固了，下决心大规模援段。7月，内阁通过决议：“不反对日本财团单独或与他国财团协议对中国政府进行财政援助”；“如果中国政府权衡得失机宜，要求供给武器及其它军需品，也将予以友好考虑”。寺内内阁终于撕下了“不干涉”的面纱，转而公开、全面地进行干涉。
8月14日，中国对德、奥宣战。日本立即作出反应，9月28日贷给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二千万日元。这笔钱至少有一半被政府征用作为对南方的内战军费。作为报答，北京政府立即批准成立日本盼望已久的中日“合办”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并于9月2日正式营业。这个银行专营中、日间的汇兑业务，收转日本对华借款，有时还代表日方向中国放款，事实上是日本对段系军阀的输血管。段政府还特许该行有货币发行权。按西原的设想，将来要把交通银行合并进去，作为实行币制改革的基地。中华汇业银行的设立，是日本阴谋夺取中国货币金融支配权，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此后不久，日、美订立《蓝辛石井协定》，美国对日本作出让步，纵容日本侵华。从此，日本以“特殊利益”为护符，以贷款为手段，加紧对中国进行控制和掠夺，西原借款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以后成立的。
1917年底，北京又掀起新的“府院之争”，总统冯国璋指使直系军阀在湖南前线怠战甚至停战，直、鄂、赣、苏四省督军又联名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段祺瑞被迫辞职（11月22日），但仍任参战督办，抓住军权不放。这时，日本便以“扩大参战军”为名，12月30日由泰平组合给段系军队一批军火，折合借款一千六百万日元，以加强段系实力。当时中外报纸称之为“中日兵器同盟”，指出这是实现了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的部分条款。西原没有插手这笔借款，他的任务是为段祺瑞恢复政权。
1918年3月18日，西原第五次来北京积极活动，从外交上为段派声援，对冯国璋施加影响，终于在3月23日使段祺瑞得以第三次组阁。新阁一成立，西原立即给予财政支援，4月30日由中华汇业银行代表日本，以“改良和扩建有线电信”的名义，贷给二千万日元。这笔钱主要是为段政府提供军费。西原对曹汝霖说：“此款彼此心照，不限定用于电信方面。”曹汝霖也承认：除了拨五百万元给交通部，“余则全挪为政费”。
西原完成此行任务返日前，还在4月13日同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陆宗舆交换了《中日政府代表为两国亲善商定具体措施的备忘录》，内容是：退回庚款，振兴中国实业；创立中国国营炼铁厂以实现中日钢铁自给；确定中国铁路国有化及实施方法；中国实行金本位的货币改革。显然，西原想着手实行他的《东洋永久和平策》，使幻想变为现实。